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
金融结构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兼具适应性和不稳定性。
——明斯基,1986,p.175
在此框架下,危机不是由任何单一制度造成的。借款人和贷款人的正常逐利行为逐渐衍化导致金融危机。金融机构行为从对冲到投机(展期)再到庞氏骗局(资本化利息)的转变是一个健全的金融结构转向脆弱的特征。在健全的金融结构中,大部分失败是由特质属性造成的;而在脆弱金融结构中,大部分失败归咎于系统整体状况。
——坎贝尔与明斯基,1987,p.25
明斯基关心商业周期问题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他在成年时期经历了大萧条。大多数现代宏观经济学家将周期视作经济冲击或政策错误的产物,而明斯基认为周期是由经济体系的内在动力导致的。
换言之,主流经济学家相信市场力量具有自发稳定属性。他们的意见分歧在于市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重归均衡,一致观点是:如果等待时间充分,自由市场终将从外部冲击引发的经济衰退中回归充分就业。
明斯基认为主流经济学家观点有误,市场自身是不稳定的,必须通过控制来达到稳定。即便如此,周期问题依然没有永久解决之道,因为“稳定状态自身就不稳定”,市场会突破限制,引发下一轮衰退。
明斯基认为经济稳定的最大威胁是繁荣,因为繁荣会滋生高风险行为,最终引发危机。引发危机的最大危险不是经济由温和转向滞胀,而是由温和转向爆炸。
早期贡献:经济周期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明斯基在他发表的作品中逐步建立了周期分析理论,周期似乎是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制度尤其是金融制度至关重要。这是对以IS-LM模型为代表的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驳。IS-LM是侧重数学模型、避开真实经济世界制度因素的纯理论分析。
尽管明斯基曾在哈佛大学师从阿尔文·汉森,但他却更偏爱芝加哥大学亨利·西蒙斯的制度分析。过于简化的哈佛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掩盖了LM曲线背后的金融;再加上,由于IS-LM模型只侧重关心唯一的均衡点,因此,它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动态发展变化并无分析。
基于上述原因,明斯基对乘数-加速数模型更感兴趣,该模型为爆炸式经济增长留下了可能性空间。承认不稳定的存在,同时给予不稳定性极大弹性。在不同前提假设下,GDP可以无限增长,也可以趋近于零。
明斯基知道现实经济世界是不稳定的,但同时也会受到制度因素制约。他将这些制度限制称作熔断机制。举例来说,在华尔街,如果股价在一天内下跌太多,股票交易会被叫停。另一个例子是当银行发生挤兑时,中央银行将会出借准备金,存款人得知有央行背书后会停止挤兑行为。前者是存在于私人部门的熔断机制,后者则是在市场“不理性”时通过政府干预保护银行。
意识到市场动力内在的制度制约,明斯基在20世纪50年代的著作中向乘数-加速数模型中增加了“制度上限和下限”因素,以此制约经济急剧增长和出现危机的极端状况出现。
20世纪90年代,明斯基在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最后一些论文中,最终又使用了这些模型。他在50年代著作中得到的结论,后来又多次在他论证罗斯福新政以及战后制度安排制约现代资本主义内生不稳定性时发挥出重要作用。明斯基注意到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稳定的一段时期,没有出现重大金融危机。他将此归功于罗斯福新政以及战后早期的一些制度安排。
其中,很多制度对金融系统形成制约。在美国,包括限制存款的利息支出的条例Q利率上限规定,保护存款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将商业银行与风险更大的投资银行区分开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此外,明斯基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后期实施的对抚养儿童的家庭补助视作重要的收入稳定器。他还指出工会(有部分政府支持来保护工人权益)的抗衡力量与最低工资法案能避免工资螺旋式下降,而工资的不断下降可能导致再一次大萧条。
最后,明斯基认为最重要的两大进步是不断加强大银行和大政府对经济稳定的作用。这些战后制度安排共同抑制了经济内在不稳定,尤其预防了下行风险。
明斯基在早期论述中还研究了金融创新,认为金融机构正常的逐利行为总是会持续不断地破坏监管当局控制货币供给增长的努力。这也是他反对LM模型中关于货币供给固定假设(假定货币供应由中央银行控制)的一个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央银行限制货币供给会诱发金融创新,从而使政策不能遵从某一增长率规则,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宣传了几十年的增长率规则。这些金融创新也会促进流动性扩张,使金融系统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变得更为脆弱。如果中央银行以最后贷款人的方式进行市场干预,就是在确认这些创新有效,继而使这些新业务能够坚持下去。
基于以上原因,明斯基从未接受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政策应遵从统一规则的声张,例如说中央银行应该使货币供给保持固定增速。明斯基对此看法如下:“美联储制定政策的唯一准则是没有唯一准则。”规则不可避免会改变行为,因而使规则变得不再适用。而政策必须不断适应变化。
明斯基在其1957年的首部重要论著中研究了联邦基金市场的创立,揭示了该市场如何使银行体系节约准备金,从而使货币供应内生化,也就是说这类创新能够帮助银行规避中央银行控制信贷和货币创造的尝试。明斯基假设这类创新将逐渐增加系统脆弱性。然而,一旦金融危机发生,他认为中央银行将会担任最后贷款人来解决危机。
对金融系统的第一次严峻考验来自1966年的市政债券市场,第二次是1970年的商业票据挤兑。随后考验接踵而至,但每一次都被中央银行的果断行动化解了。因此,虽然战后早期金融体系呈现出“有条件的协调”——几乎没有私人债务,只有大量延续下来的联邦政府债券(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赤字),但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金融创新将逐渐使制度性约束松绑。金融危机将变得更为频繁、严重,考验着金融当局阻止金融危机再次爆发的能力。表面的稳定状态会促生不稳定。
换言之,这些有助于经济稳定的战后制度安排最终将引发更大的冒险行为。为私人部门“兜底”远比设置“天花板”控制过度投机来得容易。通过控制下行风险,政府其实在鼓励风险承担行为,这样的风险承担行为获利概率更大。金融机构将持续创新规避政府设置的每个“天花板”。
基于此,明斯基认为针对私人部门创新,经常改变监管措施至关重要。遗憾的是,战后政策措施正好相反:当机构寻找到规避制度规定的方法时,当局往往放松监管,接纳创新。
我们看到,这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投资的金融理论
在1957年的著作中,明斯基对凯恩斯理论提出另一种分析方法,对“投资融资理论和投资周期理论”做出详尽阐释。该理论有两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分别是“两价制”和“贷款人及借款人风险”。这两个概念均借鉴自凯恩斯,略微复杂并且需要理解,因为这是金融不稳定理论的根基。
明斯基区分了当前产出(生产并被计入GDP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与资产价格体系(包括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以及实物资产,如厂房及设备的价格体系)。当前产出的价格可以被认为是由“成本加成”决定的,在该价格水平下可以获得利润。换言之,企业制定价格会在覆盖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增加间接费用、税收、利息以及利润等成分。这个价格体系涵盖了消费品、服务、投资品以及政府购买的商品和服务。
就投资品而言,当前产出价格是资本的有效供给价格,此价格足以诱使供应商提供新的资本资产(厂房和设备)。但这种简化分析仅适用于能够依靠自有资金购置资产的情况,例如销售收入。如果企业需要借助外部资金(贷款),那么资产的价格还包括明确的融资成本。最重要的当属利息,但也包括其他各种费用和支出。也就是说,由于存在“贷款人风险”,供给价格上升了。
对于需要持有一段时间的资产而言(同样包括金融及实物资产),还有第二套价格体系。除了流动性最强的货币资产外,这些资产将会产生一系列收入流以及可能的资产增值。在这里,明斯基继承了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17章(在明斯基看来这是该书最重要的一章)的处理办法。这里的重点在于,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未来的收入流是多少,因为只能依赖于主观预期。
这些预期也是不确定的,取决于乐观或悲观预期的程度。有人偏好高度流动性的,可以在价值不受损失前提下快速卖出的资产;如果预期回报较高,有人则乐意持有流动性较低的风险资产。资本资产尤其具有高风险、低流动性——工厂一时难以出售,机器一般被设计用来生产特定商品。在一些情况下,资本资产价值不过是残余价值。
我们利用该资产价格体系中获得资本资产的需求价格:当资产未来净收入的预期给定时,人们愿意花多少钱买这些资产?未来收入越低、越不确定,人们愿意花的钱越少。我们将此称作需求价格。这种计算方法也过于简单化,因为它忽略了融资安排。明斯基认为,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取决于需要从外部融资资金的数量,更多的借款会使买方面临更高的破产风险。这就是“借款人风险”必须被纳入需求价格的原因。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卖方越依赖于外部借款,买方越不乐意为资本资产支付价格。
我们可以在分析中加入“借款人风险”和“贷款人风险”,作为对未来成功可能性的不确定性。这种调整增加了安全边际以防未来不及预期。然而,正如明斯基所说,成功滋生信心,所以在经济良好时期,安全边际出现缩减。
只有在资本资产的需求价格超过供给价格时,投资才可能发生。要记住需求价格是根据资产价格体系得来的,而供给价格是由当前产出价格体系得来的。因此,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是相互独立的——这两种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分开决定。这些价格包含了安全边际,因此会受到未知产出预期的影响,该预期决定了安全边际的大小。
乐观预期和不确定性的降低会提高资本资产的需求价格。同时,乐观预期会同时减小贷款人风险和借款人风险,进一步抬高需求价格而降低供给价格。高需求价格与低供给价格将会鼓励对资本资产的投资。
悲观预期和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发生反作用。较低的预期收入与较高的借款人风险意味着较低的需求价格,而较高的贷款人风险意味着更高的供应价格,因此新投资几乎不会发生。
明斯基理论中,借款人和贷款人行为都会考虑安全边际。举例来说,如果一家企业每月需要支付1000美元来融资购买一台新机器,它会希望这台机器每月能生产1500美元的收入。多出的500美元就是安全边际。如果成本高于或者收入低于预期,安全边际将帮助缓冲。
从严重的经济下调逐步复苏,安全边际非常大,因为预期十分微弱;随着时间推移,如果悲观预期加大,则边界应大于必要值。因此,边界会随着时间逐渐降低,直至预期基本实现。
明斯基区分了三种著名的融资结构来解释安全边际。最安全的一种是对冲融资,未来的收入流能够偿付利息和本金;略微高风险的叫作投机融资,近期的收入流仅能偿付利息而无法偿付本金,但预期收入增长终将足以偿付本金;最后一类是庞氏融资,庞氏融资是近期进款不足以偿付利息,因此债务会随着利息变为本金而增加。从本质上讲,庞氏就是借款来偿还利息。除非利息降低或者收入增加,否则这将是不可持续的方式。
在扩张进程中,公司甚至家庭的融资方式开始发生演化,开始大部分是对冲融资,后来投机融资比例逐渐增加,最后甚至包括庞氏融资。这种风险更高的金融结构,无论应对利息增加还是收入降低时均会更加脆弱。
货币主义理论的缺陷
明斯基同样继续改进对银行的分析,意识到联邦储备银行试图控制货币供给是没有用的。他提出,当美联储被建立起来充当最后贷款人以使公司负债具有流动性时,它就不再贴现票据了。的确,美联储供给的大部分准备金是通过公开的市场操作来实现的(购买政府债券),这极大地限制了美联储通过决定接受哪一类担保物来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健康的能力。
美联储不再有机会仔细审查贷款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或是对其收入覆盖支出的能力开展评估。相反,美联储已开始依赖弗里德曼过度简化的货币主义观点,认为美联储的主要职能在于控制货币供给,而方法则是通过调整公开市场购买来控制准备金供给。在弗里德曼看来,美联储可以通过控制银行货币供给,进而控制经济总体的运行。
明斯基认为中央银行实际上无法控制货币供给,因为限制准备金的做法只会诱发银行业务创新,最后需要最终贷款人的干预或者救助,而这相当于默许了那些风险更大的创新业务。这样的政策与维持需求的反周期赤字政策结合在一起,不仅阻止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还会造成慢性通货膨胀偏差。为应对通胀,财政政策必须偏向紧缩,而货币政策则要维持高利率。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上述情况达到极致,当时经济已经陷入滞胀,高失业率和高通胀并存。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宣布实施严格货币主义方案,措施包括采取极高利率来对抗通胀,同时公开宣布货币增长计划以确保沟通。这些措施旨在消除物价压力的同时不致引起失业。
这些努力徒劳无功。美国开始迈入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衰退。政策同样影响到美国整个储贷机构(储蓄和贷款系统),因为储贷机构收取的住房按揭贷款利率较低,而需要支付的短期负债利率较高。严峻的金融危机加剧了整个国家经济不景气。在明斯基看来,这次危机造成极不必要的损失,也显示了货币主义理论和政策是有缺陷的。这里学到的教训是中央银行无法控制货币供给,而货币增长本身也无法预测收入增长或通货膨胀。
1970年后金融系统的转型
货币主义理论被证实有缺陷,更好的分析方法是纳入考虑金融系统演化,以及曾一度维系经济稳定的“制度上限下限”的侵蚀。明斯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体比较富有活力——更少私人债务(很多在大萧条时期被消灭),更多安全且流动性高的联邦政府债务(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赤字支出产生)。这种情况使经济在个人企业不用负债的前提下也能维持较快增长。
在此期间,多种多样的新政措施和战后改革同样有助于稳定经济:社会安全网有助于稳定消费(社会安全福利、失业补偿、福利以及免费食物发放),严格的金融监管,最低工资法案以及工会支持,低成本抵押贷款和学生贷款。对大萧条的深刻印象也削弱了经济主体的高风险行为。
但稳定的经济在逐渐发生变化——对大萧条的记忆慢慢褪色,金融机构开始规避监管措施,缩减政府规模运动逐渐以放松管制取代管制,工会失去政府支持,全球化引进低工资竞争,增加了不确定性,社会安全网也慢慢缺少资金投入。
明斯基认为即便没有上述这些变化,随着追逐利润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启动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融资计划,转变仍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和衰退变得更为频繁、严峻,但新政制度和改革措施帮助经济相对较快地从每次危机中恢复。因此,在整个战后时期,债务和经济脆弱性逐渐开始累积,使“它”(再一次如同1929年大萧条一样的危机)有可能再度发生。
明斯基于1996年离世,而金融大危机如同他曾经预测的那样逐渐浮出水面。的确,许多人将其称为“明斯基危机”,他的名字也逐渐变得为众人所知——至少那些学习研究2007年金融危机的人都知晓他。明斯基确实预测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因为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包含了经济会向不稳定方向演化的内容。
金融和货币是明斯基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在凯恩斯理论中,货币从来不是中性。明斯基将凯恩斯理论推进一步,增加了对金融运行的详尽分析。凯恩斯着重论述了稳定问题,他认为如果工资是弹性的,失业会降低工资,通过对总需求、利润以及预期的影响,导致经济远离完全就业。因此,凯恩斯认为以货币为度量的工资黏性是经济稳定的一个前提条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观点常被曲解为工资黏性会引起失业,这与凯恩斯的结论几乎完全相悖。)
明斯基将凯恩斯理论进一步延伸,指出如果经济达到完全就业,将会产生不稳定力量从而造成失业。如前讨论,明斯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不稳定来自过度乐观。总需求升高和完全就业下的利润增长提高预期,鼓励风险逐渐增大的行为,这些行为主要基于对未来收益的乐观预期。当无法实现预期未来收益,如滚雪球般的违约将会导致债务紧缩及高失业,除非有“熔断机制”来干预市场力量,这其中就包括最重要的来自大政府和大银行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