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泽东当选主席，却只有一人未投票，后来他还成为了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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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六六鳞

编辑|六六鳞

前言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最后一天，622名代表齐聚选举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主席。当统计结果公布时，毛泽东获得621票，几乎全票当选。就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却有一个人没有投出那关键一票——著名哲学家、民盟中央常委张东荪。更令人震惊的是，仅仅一年后，这位政府高官竟然卷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震撼的叛国案件。

学者从政的理想之路

张东荪，1886年12月29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府钱塘县，原名张万田，字东荪。他出身官宦之家，1905年被官派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在东京期间，他结识了梁启超门下的张君劢和蓝公武，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

回国后，张东荪迅速投身政治。1912年初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内务部秘书，后加入梁启超等组织的进步党。1916年参加研究系，担任《时事新报》主编。

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他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潮最早的宣传者之一。

张东荪的政治理念核心始终是"中间路线"。他认为中国应该走第三条道路，既不完全倒向苏联，也不完全依附美国。这种看似理性的中庸立场，在新中国建设中却成为悲剧的起点。

抗日战争期间，张东荪表现出坚定的抗日立场。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他立即响应并发表《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兼秘书长，成为民主党派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解放战争后期，张东荪积极参与和平谈判，劝说北平守军将领傅作义以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保护了古都完整。这一贡献为他在新政权中争取到了重要位置，但他与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也开始显现。

分歧初现的关键一票

1949年元月下旬，张东荪与费孝通、雷洁琼等人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这次会谈成为张东荪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毛泽东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氏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

这次谈话让张东荪深受触动，但并未改变他的根本立场。他依然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正是这一"顽固立场"，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张东荪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参加。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张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9月30日，政协会议最后一天，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对绝大多数代表来说，毛泽东是不二人选。当工作人员统计票数时，却发现了意外情况：622名代表中，毛泽东获得621票，有一人没有投票——这个人就是张东荪。

张东荪为什么没有投票？正是他与毛泽东在外交政策上的根本分歧，使他在这个历史时刻选择了保留。这一举动虽然当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但却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新政权某些政策的不认同。

尽管如此，9月30日张东荪仍与周恩来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领导层的宽容表明他们依然认可张东荪的政治价值，但分歧的种子已经埋下。

危险的个人外交

自从与毛泽东因"一边倒"问题发生争论后，张东荪感到说服中共改变外交方针不可能，便企图借助个人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这种"个人外交"想法看似理性，但在当时政治环境下极其危险。

关键人物王志奇（又名王正伯）的出现，成为张东荪悲剧的直接导火索。王志奇是个神秘人物，时而声称与苏联有关系，时而又说与美国有联系，但张东荪却对他信任有加。

1950年初，王从天津来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张东荪充满焦虑，对王志奇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

在与王志奇接触过程中，为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将其中认为可与他合作的人用笔勾出。这一行为性质已相当严重——作为政府高官，向来历不明人员提供政协委员详细信息，无论动机如何都极其危险。

据《北京公安史志》记载，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经过一年多侦察，证实张确实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然后转交司徒雷登手中。

其中最重要的情报——宋时轮率领九兵团入朝的信息、军列运行时间、可能投入方向——通过张提供的电台传送出去。具有绝对空中优势的美国人获得这一情报，对九兵团构成巨大威胁。

情报泄露的后果灾难性。毛泽东震惊之下电令彭德怀："加强隐蔽、强化防空、军队夜间行动。"但九兵团本来极为仓促的行动变得更加仓促。原计划到沈阳领取补给物资，被迫改变直接去中朝边境。由于没有足够棉被、冬装等物资，导致冻伤、冻死人数超过战死人数。

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战士的巨大牺牲，与张东荪泄露的情报有直接关系，使他的行为不仅是政治问题，更造成了实际军事损失和人员伤亡。

从高官到囚徒的悲剧结局

1951年底到1952年初，当朝鲜战场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国内反美情绪高涨时，爆发了震惊政界和知识界的张东荪叛国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张东荪，被公安部门发现串通间谍，向美国输送情报。

1952年2月至9月，张东荪在燕京大学作了5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交代了通过王正伯向美国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的"叛国罪行"。在检查中，张东荪承认了一些事实，但始终拒绝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或"叛国分子"，辩解说是出于让中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灾的考虑。

面对巨大政治压力和精神痛苦，张东荪一度想要自杀。虽然罪行被认为相当严重，但最高领导层对他的处理相对宽大。1952年10月民盟将张东荪开除，有人提议逮捕法办，但毛泽东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毛泽东说："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张东荪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后，其数十年政治生命宣告结束。虽然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但实际只能赋闲家居，以作旧体诗词自遣。

张东荪的后半生过得艰难。从燕东园小楼搬到校内朗润园，1960年被清出北大，工资关系转到北京市文史馆。1965年搬到北大东门外大城坊大杂院里，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

张东荪被抓走后，家人5年中不知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1973年6月2日，张东荪因病在狱中去世，享年87岁。

从享有盛名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到最后死在监狱中的"叛国分子"，张东荪的人生轨迹充满悲剧色彩。他的悲剧不仅在于个人命运沉浮，更在于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和选择。

在激烈变革的时代，传统政治观念和行为模式在新历史条件下变得不合时宜甚至危险。张东荪的"中间路线"思想和"个人外交"行为，在新政治环境下成了致命错误，成为那个时代的缩影，展现了个人理想与政治现实间的深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