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污名化的陪读妈妈：老师让学生劝妈妈别跳广场舞，容易跟别人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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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点：
周新成，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在中部地区的T乡，由于高中和中小学教育质量较高，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高中和中小学为中心空间的家长陪读集群。 。 目前，T乡有近2万名家长。 人们主要是和奶奶、妈妈在一起。 很少有人能清楚地知道，陪伴学生的近2万名家长中，有多少是奶奶，有多少是母亲。 然而，通过研究我们知道，近年来，陪伴学生的家长中，母亲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且从小学开始，初中母亲回老家陪伴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学习。
对于陪读的奶奶们来说，陪读是她们发挥“余热”，甚至履行“代际伦理责任”的一种方式，减轻孩子家庭发展的压力，换取孩子情感上的安慰和支持。为了他们的老人照顾。 与陪读的奶奶不同，陪读的妈妈们要么是因为孩子已经到了学习的关键阶段——比如中考前期、高中、尤其是准备阶段，或者因为“孩子不回来就没用了”——祖父母很难管教他。 孙子、青少年沉迷手机、不认真学习，导致“成人成才”出现问题，还是因为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而且，与陪读的奶奶相比，陪读的妈妈大多是家庭的核心劳动力，才回老家陪读，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打工。 回乡陪学意味着家庭核心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损失大量收入。 与此同时，随行学生的房租、日常生活和教育费用大幅增加。 对于普通农民家庭来说，这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当经济压力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压力和其他压力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引起孩子的精神焦虑。
在这个小镇上，很多陪护妈妈除了围绕学校转之外，主要嵌入三类“组织”：家庭教会、广场舞队、服装作坊。 这三类“组织”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焦虑提供了一个渠道。
1、家庭教会陪护妈妈合影
T镇不大，但随着陪伴学生的家长增多，当地形成了两座教堂，一座是注册的大型教堂，一座是未注册的小家庭教会。
大型教会的布道活动主要在周末进行。 一个周末，我去参加一个大型教堂的布道活动。 礼堂从前到后挤满了人，大约有250-300人，主要是当地的中老年人和陪他们上学的老奶奶。 布道活动的主要过程是来自本市的牧师在台上讲解圣经，信徒们坐在观众席上听讲课。 牧师会以家庭为榜样来讲道。 例如，牧师宣讲一位陪伴高中生的母亲的名字是“方舟”。 牧师在与她聊天时，称赞她的名声好，会带领家庭前进，让她对高三的孩子们充满信心。 。
一个周末，我去一家大教堂参加一场布道活动。 礼堂从前到后挤满了人。
与大型教会相比，家庭教会数量较少，在100至200个之间，其中大约60%-70%是学习妈妈。 每年约有 30 名新学习母亲接受洗礼。 随着T镇学生数量的增加，家长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一些虔诚的母亲聚集在这里组织这个家庭教会。 与大型教会相比，家庭教会的组织体系更加完整、严密，信徒也更加活跃。 每周三、周五、周六晚上都有联谊活动。 家庭教会的核心组织者和讲师大多是陪伴她们上学的年轻妈妈。 除了少数“师二代”外，这些组织者都有比较共同的特点：家庭经济条件普遍比较好，夫妻俩从小就离家出走。 工作、经商，文化水平不高但学习能力较强。 由于早婚早育、工作繁忙，这些组织者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普遍紧张，部分组织者的丈夫存在出轨、家庭暴力等问题。
作为普通信徒，陪护妈妈也有一些共同特点：这些陪护妈妈大多来自县城的普通农村家庭，家庭经济条件比较贫困。 有些家庭还存在家庭成员患病、夫妻不和、亲子关系疏远或紧张等问题。 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这些陪护妈妈们回到家乡陪伴他们读书。 此后，家庭收入大幅下降，开支增加，这让他们更加焦虑。 很多妈妈都面临着孩子沉迷手机、学习不认真、陪读成绩上不去等问题。
在T-Town，绝大多数陪读学生的家长都是租单间，和孩子住在一起。 家长与孩子围绕学业成绩的高密度互动，很容易导致亲子关系紧张甚至冲突。 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这些焦虑往往很难排解，很少有人能从丈夫或其他家庭成员那里获得精神支持。 相反，随着陪伴孩子的母亲退出劳动力市场，从家庭经济贡献者转变为“消费者”，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更加微妙。
这些陪护妈妈大多来自县城的普通农村家庭，家庭经济状况比较贫困。
家庭教会为这些陪伴上学的妈妈们提供了一个心灵的出口。 在家庭教会中，每次团契活动，所有的信徒都围坐在核心组织者的周围。 核心组织者和讲师在读经、解经的过程中会更加紧密地合作。 讲解基于个人经验以及伴随阅读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例如，当T镇或周边学校发生学生自杀等悲惨事件时，讲师会结合经文来缓解陪伴学生的家长的焦虑。
讲座中，有的组织者还会结合个人经历，探讨如何处理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问题。 比如，在一次联谊活动中，一位组织者分享了她的亲身经历：由于儿子沉迷于手机，她回来陪儿子读书后，对他进行了严厉的管教，导致家长和儿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 那时，“我儿子对手机极度沉迷”。 孩子说我不爱他，不理解他，我无法接受我这么辛苦赚钱就是为了给他最好的生活条件。” 这样的分享引起了其他陪同妈妈的共鸣。 另一位随行妈妈说：“儿子拿了手机就完全变了，完全不理我了。”
大家分享完毕后，主办方读了圣经，指出只有信仰基督教才能明白“信仰第一，健康第二，学习第三”。 通过类似的团契活动，这些苦恼焦虑的母亲们试图找到出路。 除了团契活动外，信徒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互相拜访、聊天，形成了一个沟通互助的网络。
2、广场舞队学习妈妈合影
T镇有两个相邻的广场用于广场舞。 只要不下雨，晚上这两个广场就会聚集大量家长。 根据舞蹈类型和家长年龄分为5-6个小广场舞。 每个团队每天大约有40-60人。 有的广场舞队伍以老人为主，有的以陪学生的妈妈为主。 一般来说，大部分都是陪伴学生的妈妈。
与家庭教会不同，广场舞是一种纯粹的娱乐活动。 除少数核心成员相对固定外，其他人都可以自由来去。 近年来，广场所属社区在T镇政府的指导下举办了广场舞比赛。 此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广场舞队伍的组织性。 不过，除了跳舞之外，这些队员之间的交流并不多。 陪伴学生的家长大多居住在以学校为轴心的不同区域。 除非他们以前认识，否则他们很少在跳舞时间之外拜访。
陪学生跳广场舞的妈妈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有钱有闲。 这类家庭一般已经在城市买了房子，不适合来T镇陪读。 会带来太大的经济压力，特别是对于一些个体户的家庭来说，在陪读的同时还可以打理生意。 即使对于一些年轻妈妈来说，陪伴学生也为她们提供了一段独立安排的时间和相对舒适的生活。 生活空间里，这些人都是广场舞队伍的核心成员。
也有一些陪读学生的妈妈，经济条件比较差。 广场舞是他们打发时间、缓解焦虑的重要方式。 比如，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位陪学生的妈妈。 家庭条件不好，女儿正在读高三。 为了节省房租，她租了一间由猪圈改建的出租房。 租金约为附近单间的三分之一。 这位陪她上学的妈妈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她会在下午独自坐在狭小的房间里，想着女儿的成绩，心里会感到恐慌。 只有跳广场舞的两个小时，她才觉得时间完全属于自己，因为那时她不再紧张地想着孩子的学习。
T镇有两个相邻的广场用于广场舞。
然而，在T镇调研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听到学校老师、T镇居民、家长甚至学生反映，随行妈妈热衷广场舞，容易作弊。 甚至有家长告诉我们，曾经有一位老师在上课时让一名学生回家劝说他的妈妈不要每天去广场跳舞。 不然书还没看完，她妈妈就跟人跑了怎么办。 在与一些陪同学生的妈妈聊天时，也有一些妈妈对广场舞活动持负面看法，并向我们透露了一些“八卦”。 从这些口口相传的“八卦”中，我们可以看到陪读妈妈们的“耻辱”。 这些“污名”来源于年轻妈妈回乡陪读后面临与丈夫长期分离和单调的生活。 这或许会带来夫妻关系的裂痕，但在舆论场上，夫妻长期分居、陪读学生的枯燥单调是否会导致陪读妈妈们逃离家庭已经成为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事情。 由此衍生出的“出轨”舆论也形成了一种道德压力，抑制了一些妈妈陪自己休闲娱乐的想法。
3、服装工坊学习妈妈合影
在T镇，随着学生家长的增多，导致镇内服装加工企业近年来大量增加。 这些服装加工企业之所以愿意落户T镇，正是因为T镇有大量陪读学生的母亲劳动力。20世纪90年代农民工兴起后，大量来自T镇及周边农村的妇女江浙地区纷纷涌入服装厂打工。 在回到家乡跟随母亲学习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技术工人。 江浙一带的服装厂工资在8000-10000元左右。
目前，T镇内分布着数百家大小服装加工企业。 这些服装加工企业大多是作坊式企业，拥有10-20台机器，工人10-20人左右。 大多数服装作坊采用计件工资制度，工资一般在每月2000-3000元左右，基本可以覆盖随行学生家庭每月的房租和生活费。 由于劳动力供大于求，这些服装作坊大多只愿意招聘技术工人，不愿意招聘从未在服装厂工作过的妈妈。
这些服装加工企业大多是拥有10-20台机器的作坊式企业。
为了适应陪伴妈妈的时间安排，这些服装作坊根据在校学生的作息时间来安排工作时间，以满足陪伴妈妈以照顾孩子为主、以工作为辅的需求。 但由于这些服装作坊的工资较低，一些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陪护妈妈并不愿意去做。 更重要的是，即使这些服装作坊采取弹性工作时间，一些陪读妈妈，尤其是高中生，也不愿意这么做。 从不同阶段陪读妈妈的角度来看，还是会影响她们陪读的安排。 比如，采访中，一位陪伴儿子的妈妈对自己在儿子高二、高三的时候去上班感到遗憾。 这导致她忽视了儿子使用手机的情况，以至于儿子第一次高考没能通过，只能复读一年。
不仅是这位陪读妈妈，当我们询问其他陪读妈妈为什么不在服装作坊工作时，她们也认为高中的陪读时间并不长。 因此，T镇服装作坊里的很多工人都是陪伴母亲上小学、中学的妈妈，陪伴母亲的时间还很长。虽然在服装作坊里打工的工资不高，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
4. 和妈妈一起学习时，我的焦躁心情该去哪里休息？
如上所述，在T镇，很多全职妈妈通过宗教信仰、娱乐、或者在工厂打工来舒缓自己焦虑的心灵。 陪伴学生的宗教妈妈们的心理困境不仅来自于孩子的学习成绩，还来自于亲子关系的紧张、夫妻关系的破裂、家庭发展的压力。 教会为他们提供了一剂精神良药，让他们能够继续融入破碎的家庭。 在关系中，努力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孩子的学习和家庭的发展中。
这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奇妙之处。 它并没有摧毁中国人对家庭的信仰。 相反，更加坚定了这些陪伴母亲在巨变时代对家庭的坚守，哪怕要面对家庭的贫困。 、生活困难、丈夫出轨或家庭暴力、亲子关系疏远甚至紧张等困难。 或者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各种难以克服的精神困境，这些陪伴母亲才会被宗教所吸引，以防止她们的精神秩序受到冲击和瓦解。
但这样的家庭毕竟是少数。 尽管大多数陪读妈妈在陪读过程中会因为各种原因感到焦虑，但公平的应试教育制度仍然给她们带来了希望。 当这些随行妈妈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她们深深感受到文凭对于工作类型和工资水平的决定性作用。 但与此同时，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并没有激发他们的自我意识。 相反，它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新家庭主义”。 “价值观更加深植于家庭发展体系中。因此，他们可以毫无怨言地回到家乡和他们一起学习，支持孩子向上流动。在陪伴学生的生活中，广场等休闲娱乐活动跳舞为这些妈妈们缓解焦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
对于一些陪伴学生的妈妈，尤其是长期从事照顾者职业的年轻妈妈来说，也许通过劳动获得经济收入是缓解她们焦虑的最好方式。 尽管T镇服装作坊的工资比东海岸工厂低得可怜，但只要有收入，就可以缓解他们对家庭发展的焦虑，以及学生生活中容易产生的弥漫性焦虑。 。 感觉。
近年来，在中西部地区不少县，年轻妈妈返乡陪孩子上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在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由于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县城，绝大多数陪读妈妈都会在县城购买或租房子陪孩子上学。 T镇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T镇之外，还有无数类似的“T县”。 然而，T镇作为一个高度聚合的空间，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分析意义的“特例”。很多人陪母亲回老家后，会到县里找工作，以贴补陪伴的费用。妈妈。工资水平与T镇服装作坊差不多。县里休闲娱乐场所较多，与T镇不同，主要休闲活动是广场舞。但多元化的消费场所意味着消费的增加。家庭支出增加，给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农村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这些家庭分散在看不见的角落
与T镇相比，县里少有的是为少数陪读妈妈提供精神寄托的家庭教会。 在县城里，这些家庭要么分散在看不见的角落，要么在多重困难下崩溃。 或者可以通过陪伴我十年的母亲的耐心来维持。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的不仅仅是这些学习妈妈，还有那些在学习和家庭之间挣扎的青少年。
陪伴妈妈可以将自己的精神秩序寄托在家庭发展的坚定信念中，甚至可以依靠宗教信仰来维系家庭主义的价值和信仰。 这些正在走向个性化的青少年该如何面对破碎的家庭关系和涉足的学业？ 那么竞争呢？ 他们应该如何安排自己的精神秩序？ 此外，促使农村家庭参与教育竞争、回乡陪读的，是对教育回报的高期望。 然而，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高投入并不一定带来高回报。 一旦教育投入与回报失衡，陪伴妈妈焦灼的心灵还能找到安息之地吗？
在快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农民家庭承受了太多压力，女性则分担了巨大的工作和家庭压力。 尤其是现在教育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返乡陪读的妈妈们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新家庭主义”的信念支撑着她们。 家庭教会、广场舞队、服装作坊等“组织”为一些妈妈们提供了缓解焦虑的场所。 然而，很多教育竞争压力不应该由家庭和母亲来承担。 如何重构县域教育体系，抑制激进的教育城镇化，减少教育竞争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竞争压力，从而减轻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和负担。 风险，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否则，农民家庭的恢复能力和危机之间就只有一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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