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武灭佛浅析我国佛教的发展历程

“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这是马克思对宗教的一个相当精确的定义，选择宗教往往是人民迫于生活苦难的下的无奈之举，而佛教讲求轮回重生，来世享福的观念更是我国古代穷苦老百姓在当时文化环境下能够寻找到的成本最低的，用以缓解自己现实苦难的精神依托。

这就是历史上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却能在我国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精神鸦片”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大批信佛的群众开始出家为僧，不事生产，不纳赋税，甚至寻机发起武装暴动。

佛教的这些做法严重危害到了当时的社会秩序，也引发了统治阶级为反制佛教而实施的数次灭佛运动，其中最著名的三次灭佛运动就是“三武灭佛”，而三武灭佛的背后就是我国佛教势力发展的兴衰史。

一、佛教的传入

佛教诞生在一个高度内卷的印度宗教氛围中，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本土的印度教。

那时印度教势力强大，佛教是唯一能与其分庭抗礼的宗教，而佛教当时也一直试图将印度教扳倒，从而使自己成为显学。

就这样，佛教挑战，印度教守擂，双方以辩论为主要方式，进行了几百年的斗争，慢慢的，这种不断地“学术交流”使得佛教发展出了极强的思辨逻辑体系。

最早在西汉时期，佛教就已沿着丝绸之路传入到了我国，在最开始的阶段，其传播的比较缓慢，究其原因，在于那时候人民生活还算比较顺心，汉朝的百姓至少还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大一统时代，并不是很需要佛教“六道轮回”的理念来拯救他们自身的心灵。

二、南北朝时佛教的兴起

佛教真正在我国发展迅猛的时期是在两汉之后长期战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那个战火频仍的年代，本土的两大学说逐渐式微，使佛教成为了最有影响力的学说。

这两大学说，一是儒学，魏晋南北朝常年的战争动荡，社会秩序崩坏，已无法让民众再相信儒学所说的君臣等级的社会架构，虽然统治者大多还是尊崇儒学以维护统治，但底层民众大部分却不再认为儒学能把他们从那时的战火中拯救出来。

其二是道教，当时的道教，因为东汉末年张角的太平道起义和“三张”的五斗米道起义等一系列的道教反抗活动而受到了统治者的严厉打击，这促使道教进行了变革，从而更迎合统治阶级的需求。

改革后的道教将此前利用道教起义的民众都归为“群愚”，要“犯无轻重，致之大辟（死刑）”，与群众进行了彻底地割裂，这也让不少信众放弃了这时的道教。

而当时还有一种学说在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那就是从曹魏时期开始兴起的玄学，特别在两晋时期，士族门阀已经把“谈玄”发展为了一种社会风气，爱好清谈的他们在那时崇尚玄学的虚无缥缈，并且乐于接受抽象的哲理观念。

这时佛教发达的思辨逻辑正好对上了玄学家崇尚的发展方向，二者一拍即合，当时东晋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许多名士也渐渐学习并在公共场合谈起了佛理。

有当时的这些大流量名人“直播带货”，这无疑又大大增强了佛教的影响力。

三、佛教的鼎盛与弊端凸显

社会动荡是宗教生长最好的土壤，在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在我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据当时记载，北魏时的寺院达到了有3万所之多，僧尼足有200多万人，而当时的北魏人口总共也才3000多万人，相当于当时北方每15个人中就有一位不给国家纳税、不服徭役的僧尼。

而南方那边，南朝梁武帝时期，甚至皇帝自己本人就是一个十分虔诚且狂热的佛教徒，他不仅把佛教奉为国教，还曾四次舍身佛寺，其中有三次是宫中大臣花了重金才将其从寺院赎了回来，有了梁武帝这种佛教徒皇帝背书，南朝的佛教发展甚至比北方还要兴盛。

在那时，中华大地上已经是遍地佛寺，僧尼无数。

而佛教这种不受限制的无序生长绝不只是寺庙里的吃斋念佛的僧人们多了一些而已。

那时的地主僧侣阶级在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后，慢慢把寺院发展成了对国家稳定有巨大威胁的“国中之国”。

他们利用佛教，欺骗百姓施舍，让许多佛教徒倾家荡产，用这些恶劣手段敛来的财富，他们又会接着释放高利贷，并且购买周围百姓的地产，让大量百姓被迫以僧尼身份生活在寺庙里或者成为终生为寺院耕种的寺户。

此时这些寺庙的高级僧侣看似佛法高深的佛家大师，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不受政权约束，并且还占据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剥削阶级大地主。

当时社会上对这种现象也多有不满，很多学者也看出了佛教这样发展下去的弊端，人们开始在理论上对佛教进行了辩驳。

其中最为有力的对佛教的理论打击就是来自范缜的《神灭论》，范缜在书中写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这反对了佛教中认为灵魂与肉体可以分离的说法，人没有灵魂，也就无法往生，“今生受苦，来世享福”的理论也就站不住脚了。

范缜的《神灭论》把对于人的自我认知又从唯心主义转到了唯物主义的视角上来，但当时仅仅从理论上冲击佛教已经不可能遏制住佛教的发展了。

当时的佛教拥有僧兵武装军队，同时拥有庞大产业资本，这种情况下，仅仅是从思想层面去辩驳佛教是无法动摇其根基的。

就算再有一百篇《神灭论》一样思想深度的著作，佛教势力也依然强大，要想削减佛教势力，就必须除其军队，收其财产，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靠武力灭佛。

四、“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北魏拓跋焘灭佛

于是，为了遏制佛教发展，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开启了中华大地上第一次的大规模灭佛运动。

拓跋焘刚一继位之初其实很尊重佛教，史书记载他时常与佛教大家研讨佛法，其开始对佛教的态度，虽然谈不上支持，但至少说不上有什么仇恨情绪。

但宰相崔浩和天师寇谦之日复一日向他阐明了佛教兴盛的弊端，加之他本人也喜好征战，一边需要抵御北方的柔然，一边还不断西征胡夏、北凉，这些战争都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

在这一次次的战争中，他也渐渐感受到了佛教分权、占据社会资源的弊端确实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在438年，拓跋焘下诏命令五十岁以下的僧人还俗，让他们重新从事耕作，回到正常生活，并征召其中精壮人口来补充兵源，以用来接下来征伐北凉。

439年，在收回佛教一部分权力之后，拓跋焘在第二年征北凉就取得了大胜，他也因此尝到了打压佛教的甜头。

当时的拓拔族把佛教奉为“戎神”崇拜，于是在444年拓跋焘决定以“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的名号，将佛教定义为招致妖孽的邪教，来破除民众对佛教的信仰，同时禁止社会上的任何人私养沙门。

在445年，北魏境内关中地区又发生了盖吴起义的事件，

在平叛过程中，他发现了关中地区佛教寺庙里面藏有大量武器，这让他怀疑关中地区的寺庙有向盖吴提供武器的可能。

于是他更进一步仇恨佛教，不过对于私藏武器这件事，也有部分观点认为寺庙给盖吴提供武器是拓跋焘为下一步灭佛运动捏造的借口，毕竟当时的寺庙都是有自己的僧兵武装的，有武器很正常，但不能说这就是私通敌人的证据。

随着连年的征战不休，在平定了盖吴起义之后，拓跋焘又一次感受到了战争造成的人财短缺，这就使他将目光再次移向了佛教上。

终于在446年，拓跋焘开启了全国范围的彻底的大灭佛运动，灭佛诏下达之后，无论僧人年长年少，皆被坑杀屠戮，并大量焚毁经书和佛像。

这一次的灭佛运动，让北方的佛教势力受到了巨大的破坏，但在后来文成帝拓拔濬的复佛政策下，佛教又得以复苏了起来。

不过拓拔濬对佛教的仁慈似乎并没有给北魏带来太好的效果，死灰复燃的佛教在之后又陆续在北魏境内发生了473年的慧隐起义，481年的法秀起义，还有514年的刘僧绍起义。

在515年，北魏又爆发了一次规摸宏大的法庆起义，巅峰时期的法庆的僧侣起义军达到了5万人之众。

在战前，法庆会对教众进行洗脑，宣称杀一人死后可成菩萨，这使得这些僧兵战斗力极其强悍，给北魏当时造成了很大麻烦。

虽然最后叛乱平定，但也为北魏后来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五、“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北周宇文邕灭佛

北周武帝宇文邕，史书记载他在位期间不喜奢华，生活俭朴，关心民间疾苦，同时不惧战阵，每次战斗都会亲自坐镇中军稳定士气，是一个历史评价很高的君主。

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他英年早逝，结束魏晋南北朝分裂局面的明君也许就是他而不是隋文帝杨坚了。

宇文邕有雄才大略，公元560年，他即位后周皇帝之位，却受到了权臣宇文护控制。

他韬光养晦，最终在572年寻得机会成功诛杀宇文护，从此独揽大权，得以放开手脚对国家进行治理。

当时的北周境内有僧侣百万之众，寺院数量也是以万计，一样严重影响到了北周的兵源和财源，这对于宇文邕来说一直是心中之痛。

早在宇文邕还未诛杀宇文护之前，还俗僧人卫元嵩就数次提议宇文邕削减僧尼数量，这深得宇文邕心中之意。

然而当时的权臣宇文护十分崇尚佛教，这使得宇文邕迟迟无法对佛教有大的动作。

有了主政的权力后，为了灭掉国力基本相当的北齐，实现北方的统一，他决定“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573年他首先对于儒佛道三教的重要性进行了一下排序。

在其中，儒学第一，道教第二，佛教末尾，但在574年一次社会大辩论的过程中，道士张宾在大会上辩不过僧人智炫，显得佛教理论要在道教理论之上，这便打破了宇文邕对三教的排名，等于当场打了宇文邕的脸。

宇文邕当时气的直接亲自上场怒斥智炫“佛门不净”，并对佛道之争感到厌烦，直接下令将佛道二教一起断绝，大肆融毁了僧侣的铜像，收回寺庙、田地，并将境内百万僧民编入民籍，健壮男性则编入府兵，以对抗北齐。

值得注意的是，宇文邕的灭佛运动并没有和拓跋焘一样采取暴力的镇压政策，在整场运动中未伤一位僧尼。

灭佛之后，北周一时之间“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国力迅速增强。于574年实施完灭佛运动之后，在577年就消灭了国力相当的北齐，统一了北方。

灭齐之后，宇文邕打算继续在北齐推行灭佛政策，在这期间的又一次辩论会上，宇文邕选择 与慧远和尚亲自辩论。

慧远和尚辩论中这样询问：“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陛下你现在凭借自己有王权，开展灭佛运动，是邪祟上身了，我们佛教的阿鼻地狱可不会分身份贵贱挑人，到时候你死了真的不怕吗？）。

对此宇文邕愤怒答道：“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这一回答，展现了宇文邕的极强的灭佛魄力，也体现了他的为民关怀之情，确实是很感人的一句话。

辩论结束后，灭佛运动最终还是在北齐开展了起来，在执行完灭佛政策后，那时的北方已几乎看不到任何一座佛像、寺院。

而不久之后，宇文邕身体急转直下，在578年病逝于北征的路上，年仅36岁。

三年后，即581年，北周大权旁落，外戚隋文帝杨坚以隋代后周，并在589年统一了南北，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局面，成为了名垂千史的大一统王朝重塑者。

六、隋朝时佛教的主动变革

就像拓跋焘灭佛后，拓拔濬又扶植起佛教一样，在宇文邕灭佛之后，后继者杨坚又扶植起了佛教，杨坚在581年刚建立隋朝之时就下令百姓出钱，来重新恢复被宇文邕破坏的北方佛教，大修佛寺佛像。

加上之后的隋炀帝杨广也鼓励佛教发展，佛教又迎来了新一轮振兴。

但佛教势力在经历了前两次大规模灭佛运动后，也明白了自己需要做出一些改革，否则自己现在的发展模式迟早会迎来下一次灭佛运动。

于是佛教就选择了主动与中国文化融合，在这时期创立了天台宗、三论宗等一系列有本土特色的汉传佛教。

同时隋朝统治者也对佛教进行了改革，将佛教纳入了行政系统来进行控制，佛教在隋朝时虽然被鼓励发展，但前提却是以政治附庸的身份发展。

这使得隋朝兴建的寺庙和招纳的僧尼数量远不如南北朝时期，但变弱了的佛教势力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再迎来灭佛运动。

七、“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唐武宗李炎灭佛

到了唐朝时期，唐高祖李渊以道家老子李耳为自己家族的李姓先祖，并将道教扶持到三教之首的地位。

但武则天登基以后，为了以武周代李唐，又打压前面唐朝皇帝所支持的道教，扶植起了佛教。

从这些现象可见此时曾盛极一时的佛教已逐步变为了君主的政治斗争工具，这背后反映的不仅是君主集权的扩大，也是佛教教权开始衰落的表征。

但到了中唐时期，佛教又迎来了一次发展的小高潮。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这首诗作于唐宪宗时期，表面上是在写南朝当时佛教兴盛，实际是在借古讽今。

当时唐宪宗迷恋佛教，要恭迎佛骨（舍利），并在宫内供奉三天，杜牧认为如果再继续这样扶植佛教，必然会落到跟南朝梁武帝一样国破人亡的下场，于是作了这首诗表达忧愁。

韩愈当时也力谏唐宪宗不要迎接佛骨，但唐宪宗还是执意为之，最后韩愈不仅没有劝谏成功，就连自己也因言获罪，险些丧命。

佛教一时之间又成为了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因此唐武宗李炎即位后，就采用道士的提议，开展灭佛政策，与前两次灭佛运动不同的是， 李炎不仅打压了佛教，还对摩尼教、回教等一系列外来宗教一起进行了打击。

这种镇压政策与他本人是道教信徒有关，李炎的宗教镇压政策不仅仅是为了收回国家财源和兵源，而且他本人也对这些外来宗教比较的厌恶。

李炎的灭佛政策最终使得僧尼26万多人还俗，从这一数据也能看出，与南北朝时期两次灭佛百万人口的僧尼还俗相比，佛教势力此时已大不如从前了。

在灭佛之后，李炎也收获了大量税源和士兵，在灭佛运动后的数年内，对内平定了藩镇叛乱，对外战胜了回鹘的入侵，国内各项事务开展也有了很大改善，给衰老的唐王朝来了一次会昌中兴，又延续了几十年国祚。

然而，李炎虽然是一个可能会扭转唐朝国运的贤明君主，自己却因为迷信道教，在位不过六年就在846年因为服食丹药过度驾崩，唐朝也在不久迎来了藩镇割据的混乱时代。

总结

三武灭佛，沉重打击了蓬勃发展的佛教势力，在每次佛教势力趋近顶峰的时期都会予以适时地弹压。

虽然后世还有例如周世宗灭佛这样的运动，但从南北朝的两次灭佛和后来佛教的主动改造就可以看到，佛教势力已经基本不会再成为威胁政权的存在了，因为王权在持续发展，而教权在不断衰落，双方的实力对比是越来越不均衡了。

再加上李炎又给了当时已相对衰落的佛教当头一棒，佛教基本算是被彻底压于“五指山”下，从此再也无法翻身了。

当然，佛教势力自身也不想再提心吊胆，为了避免时不时就要被王朝统治者敲打，佛教放弃了对王权的侵染，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把自己主动改造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温和教派，不再被不怀好意的僧侣用来剥削和造反，从而延续至今。

回顾这段佛教发展的历史，笔者不仅感叹，“科学前进一步，宗教就退后一步”，教权与王权，双方斗争纠缠了数百年，但随着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教权的根基才算彻底被动摇了，而王权也在大部分国家中变成了过往云烟。

这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唯有民权始终进步，人民才是历史的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