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最近挺“火”的红衣大炮
最近，莒县废品站发现康熙年间红衣大炮的事情，从最初由专家鉴定为文物无疑，到“经过省文物专家的鉴定，通过大炮的铸造工艺、形制和铭文等方面综合判断得出结论，这两门大炮为当代仿制品”，真可谓是一波三折。
其实，这个东西明眼人一看就可以知道是赝品无疑。
首先，我们看一下，炮身铸造的字为“红衣大炮康熙八年制”，其实，这个行文格式在古代属于大不敬，是要砍头的，因为清代极为注重规制，年号都要顶格写才行，就是说“康熙八年”绝对不能写在“红衣大炮”的后面，正规的写法必须是“大清康熙八年……”。
其次，这个字体明明就是电脑体呀，那个年代的微软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再一个，明清时期大炮的铸造方法都是砂铸，砂铸出来的东西表面绝对不可能如此光滑，应该如同麻子脸一样才对，莒县的这个东西一看就是蜡模铸造法做的，才能达到如此光滑的程度。
既然都已经说到这儿了，就再说一说历史上的红衣大炮吧。
首先说明一下，这个红衣大炮本来应该叫“红夷大炮”，源于明末时期的人们管荷兰人叫“红夷”，因而以后仿造的这类大炮, 遂称之为“红夷大炮”。到了清朝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统治者们忌讳“夷”字，而是为了书写方便，将“夷”改为“衣”。
红衣大炮之所以能传入我国，是源于一个叫徐光启的人。此人是明朝晚期万历年间的一名进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他毕生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也算是一个科学家。
明末时期，明政府可以称得上的是内忧外患，内有屡剿不灭的农民起义，外有满清的时时侵扰。于是，正在通州练兵的徐光启向朝廷上书，建议向澳门的葡萄牙人购买大炮。
准奏后，1620年，徐光启委派人在澳门购买了四门红衣大炮。1621年3月，辽东战局急剧恶化，为此，又在澳门购得了22门，并很快被运抵北京，随后11门被转运山海关和宁远, 在宁远之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明熹宗实录(卷六八)记载：(正月 )二十四、五两日, 虏众五六万人, 力攻宁远, 城中用红夷大炮, 奋勇焚击, 前后伤虏数千, 内有头目数人, 酋子一人。
此战是满清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从此红夷大炮威名远扬。于是，天启帝命人大规模进行仿制，至崇祯三年，共仿制红夷大炮400余门。此外，广东、福建、云南、山西等地也都在仿制，至1644年明朝灭亡时,，已造出各类大炮1000余门。
说到这儿，可能就有人会发出疑问了，既然大明已经仿造出了如此多的威力巨大的火炮，为什么最终还是灭亡了呢？
与这两个人有关，是谁呢？孔有德和耿仲明。
1631年，徐光启率领兵马在山东的蓬莱训练炮兵，想用红夷大炮装备和训练士兵, 使其成为明军火器中最精良的部队。但这一计划，不久即为孙元化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突然率部投降满清所破坏。
8月初，皇太极率大军进攻山海关外的大凌河地区。于是，孙元化派孔有德、耿仲明部率军增援，然而当他们到达河北吴桥时突然哗变了。
叛军配备有红夷大炮20余门，大将军炮300余门，尤其是士兵曾受到过葡籍炮手的操炮瞄放训练，其“对城攻打，准如设的”，在山东造成了“残破几百里，杀人盈十余万”的后果。
接着，叛军又掉头反攻蓬莱，5月，登州城破后孙元化被俘，负责教习火器的葡萄牙人，12人在城陷时捐躯，15人重伤。
此后，叛剿双方在登莱一带交战18个月，双方各倚红夷大炮为攻守，出现了“百炮齐射，炮矢如雨”的局面。随后, 孔、耿二人率残部携数十门红夷炮和众多火器手投降了满清。
孔、耿二人的背叛，不但给明军在登莱方向造成莫大的损失，而且使关外明军处境更加恶化。
被围困在大凌河的明军，也于1631年10月败走锦州。大凌河要地的3500门火炮, 包括数十门红夷大炮，尽为满清军所有。随后，孙元化逃到北京，朝野指责其无能，被崇祯帝朱由检定处于极刑。
吴桥之变和大凌河战役，改变了明与满清军队火器数量的对比。此后，明军已无法以火器为长技，而满清军不但拥有了大量火器，并能于1631年仿制红夷大炮。
随着明军中红夷大炮最多、炮术也最精的孔有德和耿仲明两军的到来，使满清迅速跨越了引进红夷大炮技术的初始阶段，短短数年之间，八旗军的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
1642 年，明清间的松锦大战，双方均使用了红夷大炮。此前，清军由于火炮量有限，质量低劣，攻城时每每不下，因而攻坚战往往被视为畏途。松锦一降，清军用红夷大炮再攻坚城，往往炸毁城墙二三十丈，这在以前的明清战争史上是绝无先例的。
可以说，孔有德等部的炮兵部队，经搭配以满人为主的八旗步骑兵后，在当时即形成了一支几乎无坚不摧的劲旅。
1644年清军入关后，农民起义军、南明政权和各地的反清武装，虽然还能利用原有的不成规模的火炮与精于骑射、擅长野战和炮战的清军抗衡，但是他们再也无法阻挡以先进的红夷炮群装备为主的清军统一全国之势了。
